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先生在我国科学史界作出了公认的杰出成就，他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唯一的一位科学史院士，我对先生一向十分敬重。但是，他认为文化传统与科学无关的观点，我却不能同意。
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先生在我国科学史界作出了公认的杰出成就，他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唯一的一位科学史院士，我对先生一向十分敬重。《边缘地带》（宋正海等主编，学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收有席院士的一篇短文《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如题目所言，席老以对话体裁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对若干重要科学史问题的理解，对我们后生很有启发。不过，对于此文的一些论点，我却不敢苟同。特别地我对其论证方式产生若干疑问。本文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胡乱想法，欢迎批评。
席院士文中涉及许多重要问题，这里只关注“近代科学与希腊文化的关系”。如果文中的G代表作者的观点的话，席文试图得出结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希腊文化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 X：那么，我们就具体谈谈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的原因吧？许多人都认为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和他（它）们吸收了希腊文化有关系，是不是这样？ G：我觉得这些人的看法值得商榷。欧洲人吸收希腊文化是从12世纪开始的，它首先被经院哲学家们所接受，以致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时，竟埋怨在教会的学校里尽讲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不讲《圣经》。与此相反，近代自然科学则是在反对古希腊文化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近代自然科学……以1543年为界。这一年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两部伟大著作，向以希腊托勒密和盖伦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学和医学传统宣战，笼罩在天、地、人外面的中世纪面纱被完全揭开了，从此自然科学便大踏步地前进。（《边缘地带》，第75页）
这段文字并不能为其观点提供有效述证。关键一点在于，一种文化对后来的事情发展“产生影响”不等于“必须完全接受那种文化”。席先生承认“近代自然科学则是在反对古希腊文化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这表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古希腊文化确有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关系。如果压根不存在可斗争的对立面呢？
如果有人大胆地说，在大尺度意义上，古希腊文化与近代科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弱的因果关系，那么这种看法总是可以设想的，本身并不荒谬。当然它是一个很强的命题，在此不可能展开讨论。逻辑上存在另一种可能解释：希腊文化影响了罗马文化，罗马文化影响了早期基督教文化，早期基督教文化自然引出中世纪神学，从12世纪起人们又重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这些悠久文化传统合起来对近代科学的诞生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科学是在那样一种文化氛围中诞生的。这种说明中隐含的假设是，前期的文化对后期的文化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都算数，而不是只算产生正面影响的方面。一种错误的理论，可能激发出一种正确的理论；同样，一种正确的理论也能激发出各种伪科学。关键是那种文化中要有与近代科学有密切关系的“种子”，特别是近代科学所需要的那种精神气质，而我以为希腊文化中的确有这种气质，而且这种气质在历史长河中是绵延不断的。这种气质是什么？就是康德说的“知性”精神，一种不断求索、追求概念严格化、努力探索论证方式的精神，或者用现代的语言讲，它是一种追求两极张力、力求达到具体规定性的“形而上学”（按黑格尔的贬义用法）精神。
而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没有这种气质。中国人太早熟，中国人太聪明，中国人太实际。从技术角度看，中国古代不缺少可能产生近代科学的机会，但恰恰没有产生。中国古代有各种先进技术，但很难说有成体系的科学萌芽。而古希腊的确有类似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萌芽，如阿基米德的力学和圆锥曲线数学，当然还有欧氏几何学。“杞人忧天”的故事在中国很有代表性。中国人等不到“知性”阶段的张力充分展开，就急于“理性”辩证综合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感性／理性团团转。中国文化并不缺少辩证思想，但的确缺少科学思想，因为科学认识主要对应于知性认识而不是理性认识。知性认识在崇尚感性和理性认识的人看来，有各种各样的缺点，黑格尔已经替大家总结了，他概括为形而上学（与古代的理解不同）。但黑格尔也清楚地说明了，感性和理性阶段并不产生新知识，新知识是在“片面的”知性阶段产生的，所以他也没有完全否定知性，只是说不要执着于知性。
当说到逻辑与经验二者对于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关系时，席先生的观点明显倾向于观察和实验，甚至有意贬低逻辑和数学。这使我想起了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休谟的评论，罗素得出结论：经验论对于解释经验科学是不充分的。我想这话也适用于讨论近代科学的起源。近代科学诚然是经验科学，它的有效最终是靠经验证明的，但是在提出科学理论的过程中逻辑和数学起着与经验同样重要的作用。至今猜想—反驳法仍然是科学认识论中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经验与逻辑（数学），如果说一个是精髓的话，另一个也是精髓。席先生只引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个别话，说明希腊文化轻视经验，这也是不足为据的。希腊文化是多样性的，为什么不提亚里士多德？
相信宇宙的和谐和规律性是近代科学的前提，特别应指出的是，宗教对于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可能并不只起阻碍作用，那时以及后来相当程度上人们探索自然是基于宗教，他们想证明主的圣明，想展示上帝的创世之工的宏伟。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很久，如19世纪英国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大门上还写着“圣工宏伟，乐此者察之！”（TheworksoftheLordaregreat；Searchoutbythemwhohaveintereststherein）这话的意思是，上帝创造了如此美妙的大自然，凡对这大自然的奥秘感兴趣的人，都来探索吧！
从中世纪到近代科学兴起，过去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不连续性，是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无疑是对的，但不能把话说过头。只在超宏观的层次上讲这种说法才有道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序言中的分析就属于这种类型。但是历史的魅力在于要用不同的尺度、从不同的层次去观察，用“变焦镜头”对准历史上的某一时期的某一事件。如果只以一种焦距观察对象，就得出结论说历史的“真实情况”就是怎样，这是有问题的。历史的实在性在于不断改变焦距时看到的各种景象的综合。用“长焦镜头”观察近代科学产生的细节，人们更容易看到连续性，这时宗教对科学基本上是起推动作用的，宗教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共性是主要的；当用广角镜头把对象推远时，把近代产生科学的那段时间放到历史长河中去，那段丰富历史的细节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点处理，这时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不连续性，看到的是科学与宗教的内在矛盾。完整的理解需要利用多种尺度，如十年尺度、百年尺度、千年尺度等等，此外还有空间尺度问题（此略）。历史最终是现代人回头重新构造历史，一个角度、一个层次地构造肯定是有问题的。
席先生指出，泰利斯只预告过一次日蚀，但孔子在《春秋》中记录了37次日食，还说泰利斯主张水是万物之源，而中国的《管子》中说得更详细。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中的自然知识总和比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知识多得多，但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所以“不是那么回事”。应当指出的是，近代科学的产生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具体知识的积累过程，更可能是一种文化问题。近代科学是有复杂理论体系的（当然不能与现在的理论相比），在此之前托勒密的天文学等也如此，盖伦的理论也如此，这是一个文化传统问题，与古希腊的哲学、中世纪的逻辑和宗教神学都有关系。惭愧地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零星的，尽管数量极多，但它们从来没有组织成一个逻辑上相对自洽的理论体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产生。
席先生说：“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还有一个活跃在意大利南部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实际上是一个维护奴隶制的宗教团体，其思想方法和近代科学毫无共同之点。”这话似乎也有些武断。暂且不管毕达哥拉斯团体为谁服务，他们对数学的痴迷与其宗教精神是一致的，而这与后来开普勒试图用正多面体找到行星轨道之间的数论关系的做法，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牛顿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按《几何原本》的模式写的，席先生说这只是形式，恐怕未必这么简单。牛顿一直有较强的宗教热情，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科学工作只是在揭示上帝之伟大的一个方面，他显然深信大自然是内在和谐的，这和谐是上帝决定的，他想找到大自然的数学规律，而当时最完美的数学是传统几何。
席先生的中心思想是，“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并引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话。其实，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只看一个方面是相当片面的。传统与现实的动力大小，怎么个比法？它们根本上属于不同层次的动力，要对近代科学的起源作出解释，有多种层次的可行的解释，就看你需要什么层次的解释了。不能简单说哪个层次的解释更正确。从银河系看太阳，太阳不过是一个点，从地球看太阳，太阳大得不得了。解释太阳的能量变化，既可以以年为单位详细观察（如黑子活动状况），也可以以百万年为单位，从大尺度看把太阳仅仅视为一颗普通恒星，并研究其一生的演化（如向白矮星演化的可能性）。近代科学之诞生也一样。
最后席院士说：“如果说单有希腊文化就能产生近代科学的话，为什么当时没有演变成近代科学，反而连自己的国家都保不往，都被灭亡了？19世纪开始，阿拉伯人又大量翻译、研究希腊著作，吸收希腊文化，但也没有形成近代科学。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希腊文化不是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这段话也有许多问题，首先前面谈的是“充分性”问题，后面怎么又变成了“必要性”问题？近代科学产生的充分性问题太难了，我估计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但必要性可以讨论，我认为希腊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为什么当时没有演变成近代科学”的提问，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类似于席先生自己于前文所评论的“李约瑟问题”提法不妥一样。至于科学与保卫国家的关系，完全是近代甚至现代的观念，近代科学的产生问题似乎离保卫国家远了些！
如果席院士此文中的若干观点成立的话，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就是多余的，因为最重要的是当下的原因，即“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这里没有为文化留下位置。而科学是一种文化，一种不断进步的重要文化。事实上席先生本人也在做科学思想史研究，这与此文的观点是矛盾的。
当然，我也注意到席院士最后一句话：“要紧的还是脚踏实地，抓往机遇，结合实际，努力工作，我们才能迎头赶上世界水平。”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这句话是在提醒当局者和当前的科学家，要从现实出发，不要总讲历史上底子薄、基础差，重要的是国家多投入，把“科教兴国”落到实处，同时具体干活的科学工作者们也要勇于承担起责任，要有勇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如果是这个意思，我完全同意。但是据此否定文化对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以及文化对目前科学发展的影响，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席先生试图得出结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希腊文化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席先生又承认“近代自然科学则是在反对古希腊文化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这表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古希腊文化确有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关系。 席先生指出，泰利斯只预告过一次日蚀，但孔子在《春秋》中记录了37次日食，还说泰利斯主张水是万物之源，而中国的《管子》中说得更详细。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中的自然知识总和比伊奥尼亚学派的自然知识多得多，但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所以“不是那么回事”。应当指出的是，近代科学的产生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具体知识的积累过程，更可能是一种文化问题。 如果席院士此文中的若干观点成立的话，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就是多余的，因为最重要的是当下的原因，即“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这里没有为文化留下位置。而科学是一种文化，一种不断进步的重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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